全球能源轉型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
缺口有多大？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發布的《全球發展報告2023》預估，要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或凈零排放，全球能源轉型所需的投資總額約為150萬億美元，缺口約為47萬億美元。知名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的研究報告顯示，推動全球能源轉型成功，每年新能源投資需求高達4萬億美元，而2023年全球對能源轉型的投資僅為1.8萬億美元。
不同機構給出的統計口徑和數據雖然有差異，但是都指向了“資金缺口巨大”這一事實。
區域投資不平衡問題凸顯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于2024年6月發布的《2024年世界能源投資》報告，2024年全球能源投資首次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其中2萬億美元專門用于清潔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建設。
分地域看，投資不平衡的問題在顯著加劇。報告提到，到2024年，除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清潔能源投資僅占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的15%，無論是從份額占比還是資金體量來看，都遠遠低于能源清潔供給的需求量。事實上，就能源轉型投資而言，占世界一半人口的150多個經濟體2023年只獲得了10%的投資。以非洲國家為例，其對能源需求大、資源潛力大，但因風險性問題未能吸引大量資金流入。
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數據，中國是能源轉型投資最大的國家，2024年投資總額達8180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20%，超過美國、英國和歐盟投資之和。對比之下，美國、歐盟和英國2024年能源轉型投資均表現不佳，其中，美國投資增長停滯，為3380億美元，歐盟和英國則出現下降，分別為3810億美元和653億美元。
分部門看，能源投資主要由私營部門推動，但政府在引導資本流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所有的能源投資中一半是由政府或國有企業進行的，而發達經濟體只有15%的投資由政府推動。
要解決能源轉型的資金缺口，需要從兩個層面著手：一是推進國際金融合作；二是借助政府公共力量或者國有資本力量，撬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
跨地區金融合作
如今，大國之間競爭加劇，全球規則面臨重塑，但時代巨變更凸顯合作之重要。
南南合作成為推動全球能源合作的重要引擎。例如，中國企業通過股權投資、技術轉移等方式投資巴基斯坦的能源產業，兩國間的合作正重塑巴基斯坦的能源格局；中國與印尼兩國企業簽署新能源合作框架協議，加強在綠色能源領域的合作。
東亞與西亞國家在能源轉型方面展現出良好的合作態勢：絲路基金與沙特國際電力和水務公司攜手投資迪拜光熱電站；韓國積極參與阿聯酋和卡塔爾的太陽能與風能項目……
中國與德國之間的合作覆蓋多個關鍵領域，包括清潔能源、新能源汽車、綠色金融、傳統能源轉型、智能制造和能效提升等。這些合作不僅推動了技術交流與市場拓展，也為全球能源轉型和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能源轉型投資，需要考慮資金成本問題。
疫情發生之后，多國因通脹問題利率高企，雖然近期利率有所回落，但中國穩定的低利率環境還是吸引了不少國外機構前來發債以支持綠色發展。代表性的現象就是熊貓債規模的持續上漲。
熊貓債是指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2023年以來，熊貓債產品類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創新不斷，其中綠色熊貓債、碳中和債、可持續發展熊貓債等品種持續發行，發行主體已經涵蓋外國政府、境外金融機構及非金融企業等各類型機構，區域覆蓋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2024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分別在3月和10月發行2期合計60億元的可持續發展熊貓債，募集資金主要用于支持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可再生能源、低碳公共交通、衛生和污染治理等項目。今年前4個月，熊貓債累計發行規模622億元，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
混合融資模式興起，吸引私人資本參與
實現全球能源轉型，僅靠公共預算遠遠不夠，私人資本是重要的參與力量。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所需的氣候
投資中，財政資金僅能占到10%~20%，80%~90%的資金需求必須依靠私人資本。而要撬動私人資本參與全球能源轉型，需要解決資金安全和回報性問題。
混合融資模式被提出。2023年年底，COP28大會從減排、措施、資金三方面盤點全球氣候行動的進展，發現情況并不樂觀，資金缺口甚大，就此提出“混合融資”（Blended Finance）的理念，希望通過這種融資方式來彌補氣候行動資金缺口。
混合融資是指引入優惠資本，并通過一定的風險分擔機制優化投資項目的風險收益結構以吸引私人資本，為發展中國家的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提供資金。在這種模式下，“優惠資本”是指政府公共資金、國有企業、慈善資本等可持續發展資金，能夠承擔更高風險并接受較低的財務回報；經由風險共擔機制（比如擔保或者承擔項目初期損失），私人資本可追求與其所承擔風險相匹配的財務回報。混合融資目標是降低風險、提高項目可行性、幫助項目啟動，以增強私人資本參與的意愿。
國際上混合融資的代表性案例是塞舌爾藍色債券。該債券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提供500萬美元的擔保，世界環境基金提供500萬美元的優惠貸款，另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全額贊助債券交易成本，幫助項目啟動。世界環境基金的優惠貸款金額占債券發行規模的三分之一，但利率為0.25%，期限長達四十年。在我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是較有代表性的優惠資本。國家綠色發展基金是由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設立的國家級政府投資基金，于2020年成立，主要投向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國土空間綠化、能源資源節約利用、綠色交通、清潔能源等五大綠色發展領域。基金以公司制形式設立，首期規模885億元，其中，財政部出資100億元，以撬動長江經濟帶十一省市、相關國有銀行，以及部分央企、地方國企和民企共同出資，為長江經濟帶發展提供資金保障。
但混合融資在實踐中也存在困境，優惠資金供給不足，撬動私人資本比例較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鑒于公共資金有限，私人部門需要提供80%至90%的氣候資金才能滿足氣候投資需求，但目前參與氣候混合融資的私人資金僅占總資金池的42%，規模甚至低于公共部門資金。
如何擺脫混合融資的困境，多國政府也在推進能源規劃，并輔之以強有力的管理，通過減少風險和交易成本，創造有利于私人資本投資的條件。在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巴西領導下成立的全球能源規劃聯盟（GCEP）強調了能源規劃在加快能源轉型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縱觀全球局勢，動蕩與變革交織：俄烏沖突深刻改變了全球能源市場的格局；歐盟加速發展可再生能源以應對能源成本上升的問題；中國由于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持續投入，能源成本已顯著下降；美國開啟貿易保護政策，最終走向尚不可知，其對發展中國家能源產品加征關稅的舉措則增加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能源采購成本，影響了其能源轉型進程；一些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資源短缺的困境，流動性危機與外債危機并存……但歷史總會在曲折中前進，合作才能沖破逆流，推進全球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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